美國日前正式出爐《2022芯片與科學法案》。近年來，伴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增強，專門遏制中國科技發展的“技術民族主義”思想在美國甚囂塵上。美國打壓、圍堵中國科技成長的政策圖謀從奧巴馬第二個任期開始，在特朗普時期得到強化，拜登上臺后也沿襲了這一立場。美國對華科技遏制政策旨在對中國技術進行限制，包括進出口管制、出入境投資限制、電信和電子產品許可制度、簽證禁令、金融制裁等。

 

 

　　為確保其全球科技霸權地位，美國對其他國家實行科技打壓早有先例。為贏得冷戰，美國就曾對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嚴格的出口管制及高新技術轉讓限制政策，處心積慮揮舞科技遏制大棒。

 

　　1947年，時任美國總統杜魯門提出要延長出口管制的期限。1948年美商務部咨詢委員會建議控制對外出口選擇，使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無法獲得某些重要商品，以外貿管制實現科技遏制意圖。隨后，杜魯門政府公布了一份管制清單，全面禁運的物資包括用于制造和生產武器彈藥的戰略物資以及含有先進技術水平的母機和設備，例如特殊重工業設備、精密科學儀器、電子尖端儀器和稀有金屬等；限制出口的物資包括鉛、銅、鋅等工業原料以及基礎設施設備。1949年美國頒行《出口管制法》，將對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禁運范圍擴大到與戰略物資密切相關的技術資料，同時收緊出口許可證的審查及發放。杜魯門政府積極拉攏其他西方國家聯手，成立“對共產黨國家輸出管制委員會”，即巴黎統籌委員會（以下簡稱“巴統”）。該組織除在歐洲構建對蘇遏制體系外，還利用援助計劃，脅迫其他國家參與經濟遏制與技術封鎖，禁止接受美國援助的國家將該法案規定的300余種“戰略物資”出口給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

 

　　其后，美國政府變相遏制社會主義陣營發展的“全武行”悉數上演，可謂軟硬兼施，花招頻出。艾森豪威爾出任總統后，在繼承遏制理論的基礎上，放寬了部分非戰略物資的出口?？夏岬仙吓_后對蘇推行緩和政策，但放松非戰略物資出口管制并沒有落實。尼克松上臺后提出“聯系”“克制”“實際”偏向緩和的三原則，其時美國對蘇政策可謂兩手并用，既利用經濟手段鼓勵蘇聯保持克制，又利用軍備控制等手段打壓蘇聯。

 

　　1976年美國防部發布《對先進技術輸出管制的分析》報告（“布西報告”），標志著經濟遏制重點正式轉向高新技術。自此，限制高新技術轉讓成為美國的一項長期國策。1978年卡特政府制定“軍事方面重要技術清單”，10多種尖端技術被列入禁運范圍。1981年1月里根上臺后，美國對蘇聯經濟遏制與高新技術轉讓管制力度進一步加碼。1982年美與“巴統”國家聯手擴大高新技術管制范圍，以遏制蘇聯科技發展。里根政府還積極擴大技術出口管制，成立專門機構負責審查并制止有助于提高蘇聯軍事實力的技術出口。

 

　　1991年蘇聯解體后，世界格局發生重大變化，“巴統”也于1994年宣告解散。在美國的操縱下，1996年西方33個國家在維也納簽署《瓦森納協定》，決定實施新的禁運清單和信息交換規則。該協定與“巴統”一樣執行兩份控制清單：一份是軍民兩用商品和技術清單，涵蓋了先進材料、材料處理、電子器件等9大類；另一份是軍品清單，涵蓋了各類武器彈藥、設備及作戰平臺等共22類。中國仍在被禁運國家之列。

 

　　從20世紀70年代起，日本成為美國在經濟和科技上的有力競爭對手。1972年美國借口日本卡西歐公司違反反傾銷法案，拒絕向日本繼續提供生產半導體的核心材料，日企因此遭受到重大打擊，卡西歐在美國市場的份額也因此從80%暴跌到27%。1986年《美日半導體協議》簽署，日本被要求開放半導體市場，并保證5年之內國外公司在日本獲得20%的市場份額。協議剛簽不久，美國就對日本出口了3億美元的芯片，征收100%的懲罰性關稅。之后，又脅迫日本簽署《廣場協議》，導致日元大幅升值，日本國內泡沫急速擴大，日本經濟陷入長期停滯。1992年美國奪回半導體行業的全球市場，在日本的份額達到20%。1993年，美國取代日本，成為世界最大的芯片出口國。

 

 

　　自2017年以來，美國為遏制中國科技發展，在出口政策、投資限制、技術和交易限制等方面，頻頻采取損人不利己的打壓措施，妄圖永遠霸控世界科技生態圈。

 

　　一是進出口政策限制。美國《出口管制改革法案》限制新興及基礎性科技產品出口；2020年修訂“外國直接產品規則”限制華為公司，取消給予香港的特別待遇政策豁免；2021年加大限制，將多家中國企業列入“軍事最終用戶”管制清單。2018年特朗普政府根據美國貿易法第301條，向價值3700億美元的中國進口商品征收懲罰性關稅，禁止美軍購買和使用大疆無人機；2021年提出針對5家中企設備的禁令；2022年頒行的所謂“涉疆法案”也包含了相關科技限制條款。

 

　　二是使用、支出和投資限制。2018年特朗普簽署《2019財年美國國防授權法案》，限制政府和相關承包商使用中國科技產品；2020年認定華為和中興對美國構成“國家安全威脅”，禁止從這兩家公司購買設備；2020年12月，要求擁有中興或華為設備的運營商“拆除并更換”這些設備。2018年通過相關法案授權擴大對外國投資的審查，對中國企業在美投資設置障礙；2021年公布所謂“中國軍工復合體企業”清單，并通過《外國公司問責法》。該法案主要針對在美上市的中概股公司。

 

　　三是電信、設備授權和技術交易的限制。2020年通過《安全可信通信網絡法案》，并公布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受管制清單”，禁止聯邦資金用于采購華為和中興設備，中國電信、中國移動等企業被列入該清單；2021年取消中國電信在美電信運營牌照；2021年通過《2021年安全設備法》，以所謂“安全威脅”為借口，禁止對華為和中興等公司進行審議或頒發新的設備執照。2021年初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禁止通過支付寶、微信支付等8款中國手機應用程序進行交易活動；同年，美國商務部發布《確保信息和通信技術及服務供應鏈安全》最新規則，禁止交易、使用可能對美國國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經濟構成特殊威脅的外國信息技術和服務。

 

　　四是簽證和司法限制。在簽證限制方面，2020年取消與中國軍方有關聯的中國留美學生及研究人員簽證；同年開始限制中國共產黨員入境；2021年對華為部分雇員實施簽證限制。在司法限制方面，2018年美國司法部啟動“中國倡議”，該計劃以“打擊經濟間諜”和“竊取知識產權”為借口，對在美華裔科學家和與中國有合作的科研人員進行系統性調查。

 

　　五是經濟制裁和斷鏈圍堵。在經濟制裁方面，許多中國實體被列入美國特別指定國民名單。正常情況下，美國人不得和名單中的自然人與實體等進行任何交易，名單中的自然人與實體也不得接入美國控制的金融系統；2021年美參議院通過《2021美國創新和競爭法案》。該法案包含大量涉華內容，妄圖進一步打壓中國科技發展。在斷鏈圍堵方面，2020年美國提出“反映美國價值觀的人工智能”概念，阻撓中歐在人工智能領域合作。2022年美國政府向韓國、日本等提議組成“芯片四方聯盟”，牽制正在科技崛起的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中對華形成包圍圈。

 

 

　　渲染“技術民族主義”，謀求科技霸權，不僅是美國全球戰略的核心，也是支撐美國其他霸權的基礎。近年來，美國政府針對中國和其他新興經濟體在科技遏制方面頻頻推出各類披著法律外衣的霸權舉措，已經對全球科技合作與供應鏈布局產生了惡劣影響，使得全球科技“鴻溝”非但未能彌合，反而日趨增大。

 

　　解析美國的“技術民族主義”，無非通過掌控關鍵技術、實行技術出口管制以及握緊金融控制等手段，并采用限制進入、聯合盟友施壓手段實施市場控制，實現對競爭對手供給端到需求端的全面打擊，以此維持其科技霸主地位，謀求特權壟斷和巨額財富。

 

　　鑒于對華制裁的效果不算理想，加上美國內經濟損失嚴重的客觀情況，美國在固守“小院高墻”式科技戰略下，適度調整表面的制裁方式，制造緩和放松氣象，企圖迷惑中國。一方面，美在非核心技術領域對華釋放緩和信號，包括向華為和中芯國際供貨、計劃推出關稅排除清單，從而為美國企業挽回失去中國市場的部分損失，試圖讓中國掉以輕心。另一方面，美國又頻頻聯合盟友在供應鏈上搞封閉圈子，啟動所謂的“印太經濟框架”，意圖在核心領域上加大對華技術封鎖，逐步在關鍵供應鏈和產業鏈上實現“去中國化”，實現其對華制裁的“外松內緊”。

 

　　實際上，美國的科技霸權戰略雖然重點在中國科技企業，但在打壓中企的同時，一旦發現包括盟友在內的任何國家對其霸主地位造成影響，同樣會毫不留情打擊。這種為所欲為的科技霸權行徑，已經警醒眾多被其“科技奴役”的國家。目前，新興經濟體突破美國技術壟斷，攜手創建新型技術格局的共識正在形成。事實證明，美式科技霸權違背全球科技合作交流發展大勢，必然激起被壓迫者的團結反抗。

 

  （作者：肖君擁，系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教授）